15/01/2021

《知識份子與社會》：兩個世紀以來，知識分子如何對社會造成禍害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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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索爾在《知識份子與社會》（Intellectuals and Society）一書中，用大量事實，批判知識分子在兩個世紀以來，以他們不需負責的言論引導社會，而造成的禍害。他認為，「人類絕大多數的災難，恰恰是由這些自以為最聰明的群體造成的。」

　　知識分子指的是產製觀點的人，而一旦知識分子所產製的觀點，由他們身旁另一大群人士加以向外傳播——這些人士包括教授、老師、作家、記者、官員議員及其助理或其他「知識界」（intelligentsia）成員等，便會對社會產生巨大，甚至關鍵的影響。

　　他認為，要列出知識分子的貢獻有點難，但要舉出這群人從過去到現在對社會的破壞，就容易多了。許多人為災害——兩次世界大戰之間歐洲獨裁政權的興起，1930年代經濟大蕭條的延長，甚至當今校園內缺乏言論自由、只容許知識分子主流意見的情形，這些災害背後都有難辭其咎的知識分子。

　　但現實與知識分子的斷言往往有很大差距。例如，在槍枝管控議題上，知識分子常認為「槍枝管控鬆散，導致殺人犯罪率增加」。因此美國殺人犯罪率高的原因，就是槍枝管控鬆散。可是統計數字顯示：

　　巴西、俄羅斯的槍枝管控比美國更嚴格，殺人犯罪率也比美國更高；德國、比利時、法國不禁槍，殺人犯罪率卻低於禁槍的盧森堡；墨西哥人民擁槍率低於美國，殺人犯罪率遠高於美國；20世紀初英國不禁槍，二戰後開始管控槍枝，殺人犯罪率於1963年躍升為20世紀初的兩倍；1960、1970年代美國殺人犯罪率持續竄高，1990年代大幅下降，同一時間區段內，私人擁槍率一直成長，可見槍枝管制與殺人犯罪率之間沒有關連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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