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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-04-22

虛假世道

  我們其實活在虛假的世界中,被錯誤的訊息浸透著。

 

  那一次在大阪,在回程中遺留手提行李,現金及銀包也在袋中,難忘國泰職員將我的行李送到商務客位的候機室裡,每一個求助的個案不同,我沒有興趣加入近期特首先生女兒遺留行李事件的討論中,只是作為國泰的長期客戶,我是認同有關的酌情權,本文除了想在客戶的角度去看酌情權外,亦想在管理的角度上去探討「不成文彈性」的界線。

 

  許多人都知道我幾乎每個月都會出外旅遊,我長期是國泰航空馬可孛羅會的銀卡或者金卡的客戶,我也是出名的「失暈魚」,我當然有試過遺留行李、上錯飛機、甚至坐巴士到機場候機室中途和太太失散,我除了完全清楚航空公司的服務流程之外,我更加有經驗見證到航空公司面對特殊例子如何運用酌情權。

 

  航空公司的服務流程,其實同時也是書面服務承諾,在客戶服務的角度來說,在書面上寫出來的服務流程,其實是必須要兌現,否則客戶可以追究或者要求賠償損失。當然,航空公司的服務流程是根據保安守則來訂定,不可以超越,但是另外,在保安守則之上,及服務流程中間其實還有一個空間,這些空間就是不成文的行政彈性,即所謂酌情權了!只要這酌情權沒有超越保安守則,其實這亦是客戶的利益,正因為此類酌情權不是服務承諾,因此不能書面寫下,因為「幫不幫」及「幫幾多」是在乎環境許可,不在乎顧客身份。

 

  我關心的是最近將這些服務上的酌情權政治化,事件被過份關注後,不會有航空公司承認自己會提供酌情權給旅客,因為承認者就要承受政治風險、指責和泛民議員的圍攻,香港人其實在削弱著自己出門到外地的權利,甚至安全!

 

有一天,當我們的親人身在外地,他遺留的行李可能是藥物或者重要財產,到時航空公司可能會因為政治化而不敢運作酌情權,其實是一個可悲的事情。

 

  在管理上,是希望大家關心服務承諾及大原則的中間,其實是有一個行使酌情權的空間,希望大家亦好好保護法律之外,亦可以維護到人情。

 

  同樣的問題亦發生在僭建上,筆者也不想捲入當年選舉特首的討論中,但是我知道在香港處理僭建大概有四個部門,在僭建尺度的方面,這四個部門都沒有取得一個共識的,於是幾個部門都是用法例上的標準,然後再各自運用酌情權,數十年來,僭建的主要目的不外乎兩個,一就是防止人因為僭建而衍生了危險建築,第二就是亦是防止人非法透過建築去擴大實用面積,故此,滿足了以上大前提下仍有空間給不同部門行使酌情權,於是,在不同部門面對不同法外情的情形之下,都行使不同酌情權,以筆者所知,在特首選舉的僭建事件前,根本沒有絕對一致清晰的界線,我覺得這個是合理的,因為社會根本沒有需要及要求去做一個矯枉過正的執法。但是直至到2012年,選舉特首的時候,香港人就有這個需要了,為了要印證有候選人講大話,於是,大家都突然需要零瑕疵去分辨僭建的界線,從此,四大部門都跟足法例上指引,沒有了酌情權,而且標準都一致了,不過香港從此多了很多僭建物,排山倒海的個案,令到屋宇署根本不可能應付,但最後危險僭建物及佔用土地者是最大得益的,因為在人手有限之下,真正的嚴重僭建是被人忽略的,於是兩年後,審計署又譴責屋宇署遷拆不力,我認為香港市民是損失的,有關面對僭建的安全保障一定是大減,未來顯然將出現一些僭建危機出現的,到時屋宇署又要再「食死貓」了,但其實製造悲劇的可能是香港人自己。筆者自問不是有關僭建問題的專家,我只是以小市民的身份誠實分享我見到的事實及看法而已。

 

  我們其實活在虛假的世界中,被錯誤的訊息浸透著。

 

  香港人的苦命,除了甘心被美國的數十年量化貨幣所剝削外,另外也包括對自己國家的疏離,當中不少是源於訊息偏差引起的偏見所致,以下事情,我是以兩孩子的父親的角度去分享,因為父親有責任就事情的最真相告訴下一代。

 

  九三年,因一段有關六四紀錄片的處理,而導致亞視發生了「六君子事件」,令亞視新聞部多個高層離職,這更使我在九三年的六月四日當晚收看亞視這段紀錄片,這是一間西班牙電視台所拍攝的片段,片段所見,十分令我震撼,震撼不是看見屠城,是看見學生和平有秩序地步行離開天安門,由關燈到天光,由擠滿人群到完全清場,看不到屠殺,也不見學生壯烈捨身,這正是在千軍萬馬中,沒有民運英雄死去的原因,我震撼的是,海外差不多全部華人認識的天安門事件不是這樣!!於是,我細心查閱“THE EYES HAVE IT”這本書,這本是三十二位香港律師為六四事件四十八位目擊者紀錄的口供,我作為香港人應以法治精神及實質證據(或證供)去評價事情,我由頭看到尾的確找不到天安門死人的紀錄,但這本書我一直好好保存在書架,我要留給兒子長大後看,我不想他們人云亦云去看事情!

 

  六四事件是十分不幸的事情,長安大街等地段的流血事件不可接受,只是,天安門是否出現悲劇卻可反映當時政府的動機和態度,歷史是會就事情作出評價的,但我們有責任將最真實一面保存給下一代,多年來,我遇上很多政客及資深新聞從業員,每有機會提到六四事件我也會提出我以上的看法,原來他們大多數也明瞭真相,但卻容許錯誤的故事傳給下一代。數十年來,不少政客其實是享受著群眾的「恐懼中共症候群」的美果,因此有關六四的偏差不單沒有更正,更繼續將錯誤經營下去。而香港人尤其新一代也深層次地不信任自己國家。多年來不斷影響著樓市及政制發展。

 

  我們其實活在虛假的世界中,被錯誤的訊息浸透著。

 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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