行政會議（簡稱行會）經過接近兩個月的休會，已經於上月中復會，市民每逢周二都可以在新聞節目中見到特首接受訪問。由於行會是香港最高決策機構，負責決定香港重大政策，內容必須保密，所以一般市民對行會所知甚少。筆者想趁今日的機會，和大家談談行會前世今生的逸事，並展望行會未來應該發揮甚麼角色。

　　行會的前世自然是港英時代的行政局，行政局在香港開埠之初已經成立，起初名為議政局，性質類似英國的內閣，由港督主持，成員包括官守及非官守議員。當時港督集所有大權於一身，不但主持行政局，而且是立法局（起初名為定例局）主席，同時亦是三軍總司令，還有任命法官、官員及議員的權力，所以說港督是獨裁者，是有一定道理。聽前輩說，當年發放新聞公布，由於政府不想用「港督決定」的字眼，最後靈機一觸，用了「港督會同行政局決定」，感覺上好像經過議會討論，實際當年港督的權力，已可以完全決定香港內部任何問題。

早年行政局的非官守議員，差不多一定有滙豐銀行的代表；圖為1935年滙豐銀行總行。（滙豐網站圖片）

　
　　行政局的官守議員自然是政府內的主要官員，非官守議員則是社會領袖，早年全部是英國人，當中有不少是英國商界代表，差不多一定有滙豐銀行及怡和洋行的代表，另外亦會有太古集團等知名英商的代表。此外，戰後亦有多位馬會主席被委任為非官守議員，所以當年新聞界常常笑說，港督是聯同英商、馬會共同管治香港。

周壽臣在1926年獲委任為行政局非官守議員，是首名參與本港最高決策機構的華人。（網上圖片）

　
　　早年行政局只有英國人可以加入，周壽臣在1926年獲委任為非官守議員，是首名華人參與本港最高決策機構。不過有分析指出，當時英國並非完全信任華人，當有問題不便讓華人參與，港督會另外舉行會議商討。及至戰後，逐漸多了華人獲委任為非官守議員，著名的有簡悅強、羅德承、鍾士元、鄧蓮如、李鵬飛、周梁淑怡等等，當中有不少人都是頭腦靈活兼口才了得，因為他們要肩負一項重要工作，就是為政府政策解畫。

　　事實上，70、80年代香港經濟起飛，社會資訊亦日益發達，當時主要官員仍然大多數是英國人，所以需要一批華人可以用廣東話接受媒體採訪，解釋政府立場，由於他們並非官員，可以用較自由及超然的方式，分析政策問題，往往會更具說服力，所以該批行政局華人議員的地位日益重要，成為香港過渡期的重要人物，包括董建華。

在《基本法》規範下，所有司局長均為行會官守成員。(AP)

　
　　比較之下，今日的行會在《基本法》的規範下，明顯更制度化，所有司局長均為官守成員，另外有16名非官守成員，當中8位是立法會議員，實際代表了立法會各大主要政黨政團，成為行政與立法溝通的橋樑，對於政府施政有很大幫助。另外，行政局或行會有兩大天條必須遵守，第一是保密制，相信大家都明白；第二是集體負責制，可能令市民感到費解。集體負責的意思是當行政局或行會作出決定，所有成員必須遵從，當年行政局議員時常會接受訪問，他們發言時必須堅守行政局的決定。

行會的非官守成員宜多公開為政策解畫，因為他們會比官員更有說服力。（政府新聞網圖片）

　
　　今時今日，行會雖然仍有集體負責制，但除了召集人葉劉淑儀，其他成員已經少有利用行會的角色，公開為政府解畫。或許說已有局長全權負責，未必需他們越俎代庖，但正如前文所說，行會成員可以用更自由、更超然的立場，解釋政府政策，通常會比官員，甚至新聞統籌專員更有說服力，市民亦傾向相信議員多於官員。政府時常希望爭取民意，說好香港故事，甚至反駁抹黑言論，為何不效法港英時代，鼓勵行會成員多接受訪問呢？