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中美大國博弈的風高浪急下，長和向美國財團貝萊德出售全球港口，已經成為港資應如何在企業、社會和國家利益之間求取最大公約數的「教科書個案」。當務之急更是要亡羊補牢，採取補救行動減少初步交易造成的負面影響。

　　此次事件之所以是「教科書個案」，是因為它促使本港政、商、學術，及社會各界，在當前美國發動貿易戰波及全球政治、經濟穩定的大氣候下共謀一種認知，就是香港作為中國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別行政區，是不是就可以無視國家和本港整體利益，而純粹的「在商言商」？

美方收購存政治動機

　　如果我們參照美方在此次收購行為中的來龍去脈，答案就顯然是否定的——美資收購長和港口從來不是「在商言商」，而是特朗普政府鋪排對華鷹派戰略的一部分，從收購的一開始就有打壓中國、脅迫港資的成分。

　　最為顯著的事例是，特朗普在1月20日就任總統後，多次公開指控中國控制巴拿馬運河，聲言不惜出兵奪回控制權。特朗普甚至為此下令五角大樓，制定出兵巴拿馬的軍事選項。可見，美資收購長和港口的行動，背後有美國政府的影子。

美國國務卿魯比奧1月訪問巴拿馬，向當地政府施壓，引發抗議。(AP)

　　在此情況下，如果港資僅僅是以「在商言商」的理由與之交易，顯然就會觸及中央和特區之間的憲制和司法管轄問題。因為根據《基本法》所規定的中央與特區關係，香港的外交事務是由中央負責。而在涉及巴拿馬運河的交易過程中，有「反華急先鋒」之稱的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親自訪問了巴拿馬，向當地政府施壓，並公開宣稱「港資就是中資」。

貝萊德與白宮緊密聯繫

　　不僅如此，貝萊德集團在此次收購過程中，亦與白宮保持了緊密的聯繫。換言之，在有關交易中，美方有總統和國務卿的親自指導和壓陣，涉及美國對華，及對拉丁美洲的外交脅迫。如果港資僅以「在商言商」的理由來答應美方要求，就會在一場涉及對外交涉的事件中，出現兩個憲制漏洞：

貝萊德集團在此次收購過程中，亦與白宮保持了緊密的聯繫。(AP)

　　一是美國白宮和國務院參與其事，而北京卻缺席，造成了決策過程的不對等安排；二是港資，甚至是特區政府，都無權為港口交易所引伸的中美外交領域互動做決策。這兩個憲制漏洞也就把此次「教科書個案」，引向了更具指引性，或者說更為有法可依的領域。

守護自由港是香港天命

　　香港作為中國一個高度自治的特區，維持自由港地位是其天命，一方面是重在有法可依。除了上述《基本法》規定的中央與地方外交權力的法理依據，還包括企業交易中所涉及的國安、反壟斷等各種法規，都應借此次案例得到明確的闡釋。特首李家超在回應事件時也表明，有關交易必須符合法律和規則的要求，特區政府會依法依規處理。

要維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，除了有法可依，也要敢於抵制美方帶有政治動機的脅迫。

　　但另一方面，要維持香港的自由港地位，除了有法可依，也要敢於抵制美方帶有政治動機的脅迫，以確保本港的商業活動可以真正的「在商言商」。一個簡單的事實是，沒有特朗普政府的脅迫，長和恐怕仍舊在繼續經營其全球港口業務。昨天長和(00001)公布業績，其港口業務表現去年遙遙領先於旗下零售、基建等業務，怎會有出售之舉？

　　政治干預市場，責在美方，而長和擬出售的港口，從巴拿馬航線兩端擴展至23個國家的43個港口，將迫使其全球性港運業務，收縮至中國沿海地區。由於有關交易仍未完成，中央、特區及長和各方亡羊補牢未遲，否則代價將是巨大的。

撰文：范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