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9/07/2022
實現碳中和?企業買「碳權」抵銷碳排放量!「碳補償」是漂綠工具、還是減碳良方?
最近兩個月,極端高溫席捲亞洲、歐洲、中東與北非,部分地區氣溫升至攝氏40度以上,讓愈來愈多人意識到氣候變遷的威脅。因此,現時消費者傾向選購對環境友善的產品,投資者也追捧奉行環境、社會、公司治理(ESG)原則的企業。對商家來說,這既可能是推動綠色轉型、投入低碳生產的動力,但也有可能是塑造公關形象、掩飾環境破壞的誘因。有調查指,全球近6成企業高層承認自家公司存在「漂綠」行為。究竟我們應如何判斷一家公司是「真綠」或「漂綠」呢?
用碳補償抵銷自家碳排放量
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(COP26)上,197個與會國家對《巴黎協定》第6條關於碳排放交易市場機制達成了共識,讓各國可通過買賣「碳權」(Carbon Credit,又稱「碳信用額」)來抵銷碳排放,以減輕自行減碳的成本壓力,這種做法叫做「碳補償」(Carbon Offsets,又稱「碳抵銷」)。
第26屆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於2021年11月1日至12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舉行,開幕式由英國查理斯王子負責致辭。(圖片來源:維基百科)
此後,各締約國可以在基於第6條所創造的全球碳交易市場架構下,進行碳信用額交易。碳權買賣不可重複計算,賣方售出的碳權,只能算作買方的減碳成果。例如,當某片人造樹林的減排量被一家公司買下後,該公司就可以用這片樹林的減碳量,抵銷本身的碳排量;售出後的樹林減排量則不能再被其他公司或個人使用。
目前碳補償市場運作有兩種方式:受監管的合規碳市場、以及不受監管的自願碳市場。在合規碳市場中,以「歐盟碳排放權交易體系」(European Union Emissions Trading System,EU ETS)的規模最大,2021年產值已達340億美元(約4,992億港元)。
合規碳市場 vs 自願碳市場
EU ETS設有監管機構,負責計算和分配一定時期內企業或組織可排放的最高限額。監管機構會要求企業在過度排放時購入額外的碳權,或讓有碳權剩餘的企業向其他公司出售其額度。由於受監管的碳價偏貴,所以愈來愈多企業轉向不受監管的自願碳市場,用較低成本方法達成其減排目標。
自願碳市場源於一些企業或個人為抵銷其碳排放量,自願向減排項目的開發商購買其碳信用額,每個信用額相當於1公噸二氧化碳。1989年,首例針對碳捕集與封存(CCS)技術的自願性投資,開創了自願碳交易之先河。
相比起合規碳市場,自願碳市場省卻了大部分審批環節,交易所需的費用、時間和精力都較少。因此,自願碳市場為實現碳中和提供了更方便、更經濟的途徑,於是廣受企業歡迎。譬如,微軟(Microsoft)在2021年已買下130萬自願性碳信用額;達美航空(Delta)與福斯汽車(Volkswagen)2021年的碳權購買量,更分別是之前一年的2倍與5倍。
摩根士丹利(Morgan Stanley)評估,自願碳市場產值從2020年的3.06億美元(約23.9億港元),攀升到2021年的10億美元(約78億港元),及至2030年更可上看350億美元(約2,730億港元)。
碳補償易被濫用為漂綠工具
碳補償雖然備受追捧,惟卻一直受到環保團體與學術界的質疑,不但因為部分碳補償項目的可信性成疑,更因為此做法會削弱企業或個人真正減碳的原動力,最終可能被濫用為漂綠工具。瑞典氣候少女格蕾塔·通貝里(Greta Thunberg)就狠批通過碳交易市場機制的COP26:「不再是一場氣候峰會,更像一個全球性的漂綠節。」
碳補償是指企業透過支持或資助碳減排項目,以彌補生產活動產生的碳排放對環境的影響,項目類型包括:植樹造林、可再生能源等。(圖片來源:UN Environment Programme官網)
所謂「漂綠(Greenwashing)」,意指政府、企業、組織或個人刻大誇大他們對環境保育的付出,惟卻未有真正投入實際的環保行動,只是為建立綠色形象而喊出口號或廣告。
2021年聯合國氣候變遷大會期間,會場外有不少環保團體進行示威活動。(圖片來源:維基百科)
常見的漂綠手法包括:在產品包裝上加入綠色背景、以及環保、自然、永續等宣傳用語,淡化生產過程對環境造成的影響;甚或通過無效的綠色認證來誤導消費者,塑造對環境友善的品牌形象。2021年,英國廣告監管機構禁止的漂綠廣告個案便有16宗,較2020年同期大增3倍。
究竟如何判斷企業是漂綠、還是真綠呢?若然企業僅針對某一個碳補償項目作出投資,但卻沒有在本業進行綠色轉型,甚至仍在其他方面對環境造成損害,那麼就有漂綠的嫌疑。
6成企業高層坦承公司漂綠
瑞士信貸投資銀行在2022年5月發表調查報告指出,數百家公司爭相發出各種關於碳補償交易的聲明,但當中使用「Net Zero」(淨零排放)等術語的方式卻各有不同,容易讓公眾產生混淆。
非牟利組織NewClimate Institute針對25家以實現淨零排放為目標的大企業進行調查,發現這些企業誇大其可持續發展的進程,實際上能夠實現的減排度僅有40%,並非官方大肆宣揚的100%。
民調機構 Harris Poll以問卷調查方式訪問了近1,500名全球不同行業的企業高層,有58%受訪者承認自家公司正在漂綠;有66%質疑其公司在可持續發展上的努力是否為真;更有65%表示不知如何做真正的綠色轉型。由此可見,漂綠行為在商界已是非常普遍了。
治理機構制定碳信用額標準
為解決上述亂象,自願碳市場的獨立治理機構「自願碳市場誠信委員會」(Integrity Council for the Voluntary Carbon Market),在2021年9月正式成立。該委員會的首項任務是為優質碳信用額制定標準,預計該標準將於2022年第三季公布,成為碳信用額質量的全球基準。
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(SEC)於2022年3月發布的重要氣候變化公告中也建議,提高企業碳補償使用的透明度:當一家公司購入碳補償額度後,需要向投資人披露具體的實施計劃。另外,歐盟委員會亦正考慮制定新法例,禁止無法證實、模糊的環保承諾,以及具誤導性的宣傳手法。
事實上,就算企業本無漂綠之意,但碳補償項目執行不當的話,同樣無助於環保。碳補償項目有不同種類,常見的分別有植樹造林、可再生能源、以及碳捕集與封存等,當中以前者最受重視。近年各界均積極種樹,1990至2020年間全球樹木數量激增了47倍。
相較海洋與土壤,樹林的吸碳能力更勝一籌,被視為最會儲碳的天然倉庫。(圖片來源:One Tree Planted官網)
種錯樹不護理未必能夠減碳
然而,科學期刊《自然永續性》(Nature Sustainability)最近刊出的一篇研究文章卻指出,如果種樹不當的話,反而弊大於利,甚至有漂綠之嫌。人們最常犯的錯誤,是把樹種植在不適合的地方,不僅讓樹木難以成長起來,更可能會破壞當地生態系統。
以菲律賓為例,2011至2019年間展開國家綠化計劃目標是建立150萬個足球場大小的樹林。菲國政府貪方便,選用最容易取得的紅樹林樹苗來進行植樹,惟卻把樹苗栽種在不適合紅樹林生長的沙質沿海地區,結果有8成樹苗死掉,最終無功而回。
另一個常見錯誤是,種樹後無人維護,讓樹木自生自滅。以日本為例,人造樹林的平均樹齡超過50歲,一旦這些老樹受到地震或颱風等災害的破壞,卻沒有適當的復育作業,吸碳能力就會大幅減弱。《日本經濟新聞》報道指,2013年當地人造樹林的吸碳能力約為5,170萬噸,估計到2030年可能會下降至3,800萬噸。
日本長期植樹造林後,大部分樹木已逾50高齡。不少老樹受到天災侵襲而損毀,加上長期乏人維護,導致吸碳能力大幅下降。(圖片來源:Pixabay.com)
第三個錯誤是,企業植樹時只以本身利益出發,讓碳補償項目未能發揮持續性的減碳效益,結果淪為漂綠工具。譬如,法國石油公司道達爾(TotalEnergies)於2021年11月宣布,要在非洲國家剛果栽種4萬個足球場大小的樹林,預計每年可吸碳50萬噸。
石油公司道達爾表示,將於未來10年,在剛果共和國4萬公頃土地上種植4,000萬棵樹。(圖片來源:TotalEnergies官網)
復育天然樹林吸碳效果更佳
可是,道達爾選擇種植的不是本土樹種,而是外來的相思樹(Acacia)。官方解釋是相思樹生長速度較快,固碳能力較強。惟該公司沒說的是:新種的人造樹林會取代原有的熱帶草原棲息地;20年後當樹木長大了,便會砍下來當作木材發售,換言之,官方宣稱的50萬噸吸碳效益日後也會煙消雲散。
假如企業是真心想要減碳的話,應該委託負責任的植樹組織執行造林任務。以非牟利組織One Tree Planted為例,他們不會接受只種單一樹種的造林項目,同時又會跟當地生態學家合作,種植當地樹種。種完樹後,首3年他們會在地面近距離觀察樹木生長狀況,之後會透過人造衛星與無人機進行監測。
不過,更理想的做法是放棄植樹造林,改為復育天然樹林。新種樹林要花上幾十年的成長時間才能有效吸碳,原有植被的復育時間則短得多。美國馬里蘭大學地理與環境系統系助理教授費根(Matthew Fagan)表示,熱帶區域樹木的再生率很高,可以在8年內從低植被草原成長為茂密的熱帶雨林。
種樹先要用工具在地上挖開一個小穴,再將整個樹苗放入洞穴,跟著把泥土均勻的撥入苗孔內,最後用腳踏實樹苗附近的泥土便成了。(圖片來源:翻攝One Tree Planted官方YouTube影片)
One Tree Planted在完成植樹後,會持續使用衛星和無人機監測樹木的生長狀況。(圖片來源:One Tree Planted官網)
例如西非國家尼日爾(Niger)致力對原有林木進行扶植,結果成功幫助2億棵原生樹木茁壯成長,變成固碳的新力軍。由是觀之,若要另闢新地、引入外來樹種進行人工造林,倒不如針對現存樹林展開保育作業,避免擾亂原本的生態環境,方為上策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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